《財經》記者 曹凱 相惠蓮

　　按照《社會保險法》規定，正規就業的城鎮職工，單位應該給他們繳納養老、醫療、失業、工傷、生育等五種保險。五種保險涉及到每個人一生的權利，比如養老保險就關系參保人退休后的收入，本應值得特別注意。

　　不過，很多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，因為生活經驗不足，并不關心自己的社會保險權益。其實，社保部門每到年底都會給參保人寄發年度繳費對賬單。

　　辛苦了一年，我們應該不僅要算算自己一年的收入，也要關心一下自己的社會保險繳費記錄。

　　不過，問題來了，你能讀懂得對賬單上的信息嗎？

　　記者拿到一份2014年的社保對賬單，屬于北京地區某個白領C某，帶你讀懂數字后面的社保法律和職場現實。

　　當然，你可能不是在北京工作，但是只要你讀懂C某社保繳費對賬單，查些本地社保基礎數據，類推就能理解了。

　　數字變動多源自繳費基數

　　在C某的繳費對賬單中，“申報的月繳費工資”和“各項社會保險月繳費基數”特別引人注意，數字并不一致；對于后者，上半年和下半年也不同。

　　“申報的月繳費工資”居然只有2000元，也就是企業上報給社保中心的數字，理論上，這應該是C某去年的實際月平均工資。不過，C某堅稱這絕不是。在北京，這些錢連租房幾乎都不夠，而他自認為是一個混得還不錯的小白領。

　　雖然低得離譜，但先按2000元來算。背后的故事有些復雜，先按下不表。

　　在“五險”中，上半年，C某在養老、失業上的“各項社會保險月繳費基數”是2089元，而醫療、工傷、生育則是3134元，兩項都比他的申報月繳費工資來得高。

　　到底要繳多少社保費用，一來取決于繳費費率，五險各不相同，這是地方政府確定的，二來取決于繳費基數，這基本取決于個人的工資收入。按照“繳費基數×費率”公式，可得出每項保險的實際繳納金額。

　　對很多地區來說，繳費基數最低為該年當地平均月工資的60%，最高為300%，若職工工資位于兩者之間，則取此人上一年度的實際平均月工資。

　　由于和當地社平工資掛鉤，所以基數每年都會由政府出面，宣布一次變動。2013年6月，北京市統計局公布了2012年社均月工資：5223元。乘以60%，恰好是3134元，也就是C某在醫療、工傷、生育上的社保基數，這次變化由社保局在2013年7月確定，當即生效，使用期一年。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使得C某在2014年上半年“三險”的基數會是這個模樣，下半年又用了新的社平工資來計算，所以數字變大了，上漲了近300元。不過，對個人的風險在于，如果今年沒漲工資，要交的社保仍然會增多，若不好好理財，生活水平必然下降。

　　問題在于，為什么養老、失業這兩險和另三險不一樣？這是因為北京的政策與許多地方有所不同，養老、失業兩險的最低繳費基數是社平工資的40%，有別于其他地區普遍的60%，由此也可看出社保政策的地域性，中國的社保體系還處在從分散。

　　至此，繳費基數的問題解決了。不過，也可以發現，收入不薄的C某正按照社會的最低線在繳費。若想繳費，不能比他交得還低。北京市2015年的最低工資是1720元，而C某的申報基數是2000元。顯然，擁有高學歷的C某被他的公司處理成了一個低收入的勞動者。

　　梳理完繳費基數，再乘以繳費費率，就可以得出具體的社保繳費金額。各類保險的繳費費率在各地政策中有清晰可查的規定，有時直接就會寫在你的工資單上。

　　C某參加的是城鎮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。具體而言，北京市的養老保險費率是“20%+8%”，其中20%是由單位承擔，8%是個人承擔。因此，2014年1月，C某養老保險中，單位繳費2089元×20%，即417.80元；個人繳費2089元×8%，即167.12元，合計584.92元。

　　北京職工醫保單位繳納繳費基數的10%，此外個人繳納基數的2%再加3元的重大疾病統籌。因此，2014年1月，C某醫療保險個人繳費就是3134元×2%+3，即65.68元。

　　失業保險個人繳費費率“1%+0.2%”，單位承擔1%，個人承擔0.2%，最終C某個人繳費就是4.18元。

　　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繳費基數參照醫療保險，費率分別是0.5%和0.8%，而且兩者都由單位繳納，最終數額分別就是15.67元，25.07元。

　　企業和政府的算盤

　　回到C某申報的月繳費工資遠低于實際工資的問題。簡而言之，這是因為公司少報了，在財務上隱瞞了員工實際收入。一些業內人士指出，手法和避稅相似，如做小合同上的工資、其余以現金形式發放，隱瞞員工人數等。目標都是減少公司和個人要承擔的社保費用負擔，當然公司部分遠遠大于個人。

　　社保的繳費基數和實際工資掛鉤。對于這個概念，國家統計局有過規定，2006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下發的《關于規范社會保險繳費基數有關問題的通知》中又重申了。計時計件工資、獎金、津貼、補貼、加班工資都包含在內，福利、勞動保護費用等17項不含在內。

　　其實，甚至一些老板自己也不清楚獎金要包含在社保的繳費基數內，這會大大推高繳費數額。特別是針對一些年終發放大筆獎金的企業，獎金推高員工的月平均工資，也推高了分攤到每月的社保費用，極端情況下，如果獎金和月工資差別太大，可能會造成社保扣完每月到手的工資所剩無幾的狀況。

　　企業做小社保基數違法了社保規定，若有做假賬等行為也屬違法，若在社保稽查中被發現，按規定免不了補繳和支付滯納金，風險之下，不少企業仍選擇這么做。

　　一方面，確系“如果按照實際工資繳納，公司和個人的負擔會很大”，目前公司需要為員工支付工資的40%左右作為企業繳納的社保部分，還經常不為員工所知。對于按最低基數繳納社保的企業，由于各地的社平工資正以每年10%左右的速度上漲，社保基數每年調整后，他們要承擔的社保費用也正在飛速增長。

　　以重慶為例，2015年以前，最低繳費基數僅是當地社平的40%，轉眼增至60%，使得社保負擔陡增一半，網絡上不乏企業和員工的抱怨。對此，有學者質疑，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調整需要人大立法來決定，社保負擔不比稅輕，其調整卻顯得“隨性”得多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一些中小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，信奉的是“法不責眾”。他們的說法是“《社會保險法》僅僅強制規定了企業的繳費義務，但對繳多繳少卻無規定”，繳費基數在法律中也沒有被提及。

　　對地方而言，對企業嚴厲地進行社保征繳，在查賬上需要付出很大的人力和時間，更深層次的考慮是，或明或暗地降低一些社保和稅費上的負擔，有利于吸引企業前來本地發展，從而拉高本地的消費和經濟，深圳養老金的企業繳費比例僅僅是14%，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政府或許也能理解企業的壓力，保住企業的成長，也能提高本地的就業率。

　　但這一前提是地方的社保結余比較富足，尤其是養老金和醫保。目前社保的全國統籌尚未實現，養老金還以縣市統籌為主，雖然會有一定的財政轉移支付，但地方還是需要為自身基金的收支平衡想辦法，東北等因人口流出導致養老金收不抵支的地區必須盡全力征繳，并且盡量擴面，將更多人納入社保池子當中。這樣做的結果是，經濟發展受到牽制，與深圳等活力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，這是統籌層次低帶來的后果。

　　以上分別是從企業和政府角度的分析。對于一些偏好多拿現金工資的個人，或許會有與企業一起少繳社保的動機。但在實際中，由于社保政策的復雜性，更多人并不關心和清楚企業究竟是如何為自己繳納社保的。

　　社會保險或多或少地都有多繳多得的特點，少繳社保帶來的后果是個人權益的降低。無論是養老和醫保的個人賬戶，還是生育保險的津貼，都與繳費高低顯著掛鉤，需要員工重視與權衡。